我叫孙有房，1985年出身在山东的一个小山村，名字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妈妈给起的。现在看来，妈妈给我起名的时候视乎很有远见，因为“有房”和“没房”对我们这代人有着什么样的影响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然而当时，妈妈给我起名的时候，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期盼。

　　70年代初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。而在偏远落后的农村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却一时间难以转变。因此，只要家中没有儿子的家庭，都想方设法的逃避政策，摆出这辈子不生儿子誓不罢休的架势。生我之前，爸妈已经有了三个女儿，我妈怀上我之后，就开始了像小品《超生游击队》里演的那样的生活。因交不起罚款，本来不大的土坯房也被没收了，爸妈带上姐姐们，还有肚子里的我开始东躲西藏，姥姥家住完，姨姨家，反正能藏的亲戚家都藏遍了，在当时都不富裕的家庭里，多几张嘴吃饭可不是件小事，不知道爸妈当时吃了多少白眼，才换回今天的我。

　　三爷爷知道我家房子被没收的事以后，借钱给我爸到村大队交了罚款，赎回了房子，妈妈在小房子里生了我。这回没让他们失望，是个儿子。姐姐们也都高兴的奔走相告，说她们也有小弟弟了。房子赎回来了，儿子也有了，也就意味着东躲西藏，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。爸妈知道没有房子、寄人篱下、居无定所的苦滋味，所以，就给我起名叫“有房”，有了房，就意味着好的日子就要开始了。

　　转眼间，三十年过去了。改革开放让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没有了养儿防老的观念，生儿生女都一样更加深入人心。姐姐们也都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，都只要了一个孩子。我大学毕业后来到新疆工作，在这里，我买了房，成了家，总算是没有辜负父母的当时期望。

　　作者：孙有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