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孙有房,1985年出身在山东的一个小山村,名字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妈妈给起的。现在看来,妈妈给我起名的时候视乎很有远见,因为“有房”和“没房”对我们这代人有着什么样的影响,大家都心知肚明。然而当时,妈妈给我起名的时候,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期盼。
70年代初,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。而在偏远落后的农村,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却一时间难以转变。因此,只要家中没有儿子的家庭,都想方设法的逃避政策,摆出这辈子不生儿子誓不罢休的架势。生我之前,爸妈已经有了三个女儿,我妈怀上我之后,就开始了像小品《超生游击队》里演的那样的生活。因交不起罚款,本来不大的土坯房也被没收了,爸妈带上姐姐们,还有肚子里的我开始东躲西藏,姥姥家住完,姨姨家,反正能藏的亲戚家都藏遍了,在当时都不富裕的家庭里,多几张嘴吃饭可不是件小事,不知道爸妈当时吃了多少白眼,才换回今天的我。
三爷爷知道我家房子被没收的事以后,借钱给我爸到村大队交了罚款,赎回了房子,妈妈在小房子里生了我。这回没让他们失望,是个儿子。姐姐们也都高兴的奔走相告,说她们也有小弟弟了。房子赎回来了,儿子也有了,也就意味着东躲西藏,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。爸妈知道没有房子、寄人篱下、居无定所的苦滋味,所以,就给我起名叫“有房”,有了房,就意味着好的日子就要开始了。
转眼间,三十年过去了。改革开放让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没有了养儿防老的观念,生儿生女都一样更加深入人心。姐姐们也都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,都只要了一个孩子。我大学毕业后来到新疆工作,在这里,我买了房,成了家,总算是没有辜负父母的当时期望。
作者:孙有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