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叔衡(1876-1935),字玉衡,号琥璜,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。曾于1902年考中秀才,却因愤于衙门黑暗而辞去管钱粮的肥缺,甘愿回家种田、教私塾,被人讥为“穷秀才”。1909年何叔衡受聘于云山高等小学堂,开始阅读外界新书,接触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。辛亥革命爆发后,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,又动员周围的男人剪辫、女人放脚。暑假回家时,因为看到守旧妇人总是不肯解开裹脚布,“看来只动笔动嘴不行,还要动手动刀。”自己操起菜刀,将家中的裹脚布和尖脚鞋全部搜出后,当众砍烂。1913年,37岁的何叔衡“急盼求新学”,入长沙报考第四师范学校(翌年合并入第一师范)当新生。这位校内年纪最大的学生,“做事不辞牛负重,感情一堆烈火燃”,积极参加青年人的活动,并与小自己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。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“新民学会”,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,与毛泽东配合默契。毛泽东说:“叔翁办事,可当大局”。

    彭璜(1896-1921)),字殷柏,又称荫柏,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靠亲友的资助得以上学,早年就读于长沙湖南商业专门学校。五四运动时,他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袖,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。他组织举行长沙焚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,当面严词责问军阀头目张敬尧。加入新民学会后,同毛泽东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。“驱张运动”中,他是驻沪代表,负责宣传联络工作。1920年2月创办《天问》周刊,任主编,明确提出“民众自决”的口号,公开揭露张敬尧的反动罪行,同时倡议发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。1920年6月,“驱张运动”取得胜利后,他回到湖南传播新思想、新文化,宣传马克思主义。彭璜办事坚决果断有魄力,深得毛泽东、蔡和森赏识。

    1920年7月,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离开上海回到长沙。此时北京、上海都处于筹备建党的关键阶段。由于毛泽东与陈独秀、李大钊有着直接而频繁的联系,与李达、李启汉、李中、陈公培、邓中夏、何孟雄、罗章龙等也经常互相联络,这对于后来长沙建党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在先前的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中,毛泽东、何叔衡、彭璜等人已经看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力量,而北京与上海的建党活动使他们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。“现时的急务,莫要于传播文化”①,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,以新思潮的普及推动革命活动,7月初,毛泽东、彭璜、何叔衡、易礼容等在长沙联络教育界、新闻界和工商界进步人士如长沙县长姜济寰、长沙商会会长左翼斋、湘雅医学院职员赵运文、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等,筹备发起文化书社。毛泽东在《文化书社缘起》中说:“没有新文化,由于没有新思想;没有新思想,由于没有新研究;没有新研究,由于没有新材料”,“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、最简便的方法,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,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”。9月9日,长沙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56号开张营业。易礼容任经理,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,负责书社的发展计划及与全国有关方面的联系工作。书社引进和介绍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刊,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    文化书社还是毛泽东、何叔衡等人进行内外交通联络的秘密机关。上海寄出的《共产党》月刊,陈独秀、李达给毛泽东寄来的关于建党事宜的信件、青年团章程,留法勤工俭学会员写来的信等,都由文化书社接转。后来张太雷陪同共产国际代表来长沙,也是在文化书社会见毛泽东的。文化书社还在经济上支援了党,对湖南的建党工作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1920年8月22日,毛泽东、彭璜、姜济寰、易培基、何叔衡、贺民范、方维夏等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,“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”,以发行俄罗斯丛刊、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、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。研究会组织成员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等著作,并撰写文章介绍俄国情况,掀起一股向往苏俄、学习苏俄的热潮。该会对湖南建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。